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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傅家甸”的肺鼠疫大战!

发布日期:2019-11-16来源:xxll2006 检验医学网发布人:楚楚动人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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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2日晚北京朝阳区人民政府网站发布了一则通告:2019 年 11 月 12 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2人经专家会诊,被诊断为肺鼠疫确诊病例。这则公告将鼠疫这种古老恐怖的疾病呈现在了现代都市人面前,但我们丝毫不用担心,因为先进的防疫体系以及抗生素的普遍应用,让这种古老疾病已经不如过去那样恐怖。

但提到肺鼠疫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中国人,已经由他领导的那场惊心动魄的防疫战争,下面我们就把时间拉回100年之前的东北大地:

01

旱獭猎人


1910年9月,关内还是秋高气爽,暑威渐退的温暖天气,而紧邻满洲里的西伯利亚已经开始降温,早晚温度均降到了零度以下。但寒冷的天气并未阻挡住捕猎旱獭猎人的脚步,由于天气寒冷,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甚至欧美市场对于貂皮有着特殊喜好,但貂皮数量少且不易获得,价格比较高,而经过适当加工的旱獭皮毛,成色堪比貂皮,价格却低很多,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蒙古旱獭是一种大型地栖啮齿动物,成年旱獭体长通常超过40cm,旱獭是冬眠动物,每年9-10月份开始冬眠直到第二年4月份出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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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獭有换毛的习性,一般于5月末6月初开始至7月末8月初结束,因此每年的8、9月份都是捕捉旱獭的最佳季节,此时的旱獭被毛丰满,并且富有光泽。蒙古及满洲西北部的居民从口口相传的传说中相信,在旱獭中流行着一种可怕的瘟疫,而且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有经验的猎人只捕捉健康的旱獭。健康的旱獭非常喜欢晒太阳,并且嘴里会发出高兴的叫声“扑-啪,扑-啪”,类似于汉语中的“不怕”。而生病的旱獭会被同类赶出洞穴,在人类追赶时不会逃跑,也不发声,有经验的猎人碰到这种旱獭,就会放弃捕捉。但是,近两年由于直隶山东大旱,大量关内居民闯关东来到这里,很多人也加入了捕捉旱獭的行列,由于他们缺乏经验,无论旱獭生病与否,都加以捕捉,而且饿了还会去吃旱獭的肉。这些猎人通常一次出猎会打够20张左右旱獭皮,然后将皮毛送到满洲里或海拉尔卖给皮毛商。


每年10月下旬,聚集在海拉尔或满洲里的猎人有上万人,为了省钱,他们通常会选择比较便宜的地窖子旅店或客栈,通常20到40个人挤在一张大炕上。由于天气寒冷,为了保温,门窗通常都紧闭,这么多人吃住均在一个很狭窄的温暖潮湿的密闭空间,一旦瘟疫爆发,特别是以肺部感染的形式出现的话,很容易在客栈内传播。10月在满洲里逐渐有旱獭猎人开始出现高烧、咳嗽、咳血,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亡,几天之内皮肤就变为紫黑色,我们现在知道这种可怕的瘟疫就是让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也就是鼠疫。随着病例的增多,满洲里居民开始恐慌,争相购买火车票,沿着俄国人修建经营的东清铁路向东向南逃窜,于是疫情沿着铁路在沿线开始传播。


02

漂浮在傅家甸空气中的幽灵


傅家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初年,所以民间有“先有傅家甸,后有哈尔滨”的说法。傅家甸曾是松花江畔的一片沼泽地,后来松花江江道北移,这里才由沼泽变为了肥沃的土地,但其地势比较低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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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的傅家甸是一个有着24000居民的小城,相比于铁道以里居住的生活优裕的俄国人、日本人等外国人,铁道以外的傅家甸则主要是贫穷的中国人的聚集区。这里的居民大部分是来自于山东、直隶的劳工,想在东北淘金后返回家乡,他们居住在人口密集、拥挤不堪、污浊肮脏的小屋子里,而且由于当时气温较低,居民通常都呆在室内,并且紧闭门窗,室内空气很难流通。当搭乘东清铁路的感染者,进入哈尔滨后,绝大多数进入了傅家甸等中国人聚集的区域,他们或者投宿亲戚家,或者住进中国人开的小客栈中。在这些小客栈中,很多人公用一个大火炕,坐卧、梳洗和吃喝均在炕上完成,而且由于室外寒冷,门窗紧闭,室内空气湿热而不流通,所以当瘟疫沿铁路线来到傅家甸后,这里很快变成了重灾区。


1910年11月初,傅家甸开始出现鼠疫病例,而且病例人数逐渐增多,从11月1日的每天两个病例,增加到12月中旬的每天8至10个病例。东三省总督锡良派遣了两位毕业自天津北洋医学堂的医生—姚医生和孙医生,来到傅家甸负责鼠疫病人的收治,他们除了将病人送进专门收治鼠疫病人的河北福彩外,还负责报销死亡病人的丧葬费用,但防疫工作并未有效开展。由于当时的东北具有中国比较先进的铁路交通系统,大大增加了人群的活动范围和频率,也大大加快了疫情的传播速度,疫情发展之势如水泻地,似火燎原。当时的东北有较多的日、俄居民居住,且日、俄控制着北满和南满的铁路,但市政、检疫、防疫等工作仍由中方负责。由于疫情蔓延迅速,俄国和日本以防疫不力为由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接管防疫工作。


但是防疫工作并不仅仅涉及到防疫,还涉及到警务、行政管理等问题,处理不慎则有丧失东北管理权的危险,当时清廷负责处理东北疫情的是外务部,清廷态度非常明确:事关主权,要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住这场瘟疫。要控制疫情必须有合适的专业人才来负责这项工作,那么去哪里找这样的人呢?


03

临危受命


选人的工作由当时的外务部右丞施肇基负责,他首先想到的是海军处医官谢天保博士,他毕业于美国丹佛大学具有防疫的专业知识,但是谢天保博士拒绝了这项工作。这时候施肇基想到了5年前他随同端方和戴鸿慈等大臣为中国宪政改革出洋考察时,在马来西亚槟榔屿见过的一位华侨医生。这位华侨医生名叫伍连德,祖籍中国广东新宁,是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而且在德国的哈勒大学卫生学研究所和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进行过细菌学研究。更为巧合的是,当时伍连德博士正好在国内,在天津的陆军军医学堂担任帮办(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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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施肇基发电报急招伍连德来京,告知伍连德哈尔滨暴发了烈性传染病,已有大批中国及俄国居民罹难,俄国及日本当局已经威胁我国,如果不能采取严厉措施控制疫情,将派遣他们自己的专业人员代替中国处理疫情。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位细菌学专家去疫区主持防疫工作,施肇基已经向外务部推荐了伍连德博士,而伍连德博士骨子里具有冒险精神,愿意去研究那些未知的领域,因此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接受任务后伍连德并未在北京过多停留,仅仅留宿了一晚,12月19日即返回了天津,向陆军军医学堂校长辞行。由于伍连德博士常年在国外生活,国语并不熟练,需要一位精通中英文且学医的帮手,于是他在陆军军医学堂挑选了一位高年级学生林家瑞作为助手。1910年12月21日,伍连德与林家瑞携带者必须的显微镜、染色剂、载玻片、盖玻片、接种环、解剖钳、剪刀以及用于细菌培养的琼脂培养基,从北京登上了去往哈尔滨的火车。12月24日,伍连德与助手林家瑞抵达哈尔滨火车总站,此时的哈尔冰室外极其寒冷,室外温度在零下25到35摄氏度。抵达哈尔滨后伍连德立即去拜访了当地官员,但官方并未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只是推荐伍连德博士去疫情最严重的傅家甸看看。进入傅家甸这个小城,既能感受到小城中充满着惶恐不安的情绪,路旁及旷野中不时可以见到因患鼠疫死亡而被家属遗弃的尸体,而且城中还有很多穿制服的国外面孔在调查此次疫情。当时傅家甸的疫情已经非常严重,每天的发病人数由数个上升到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摆在伍连德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搞清楚鼠疫的传播途径,然后才能采取相应措施扑灭疫情。


04

肺鼠疫


伍连德带着助手来到了城内唯一收治鼠疫患者的河北福彩,河北福彩由我们前文提到的姚医生和孙医生两位毕业于北洋医学堂的医生负责,北洋医学堂是当时中国最高医学学府。姚医生与伍博士是广东同乡,来自于广东新会,28岁,而孙医生更加年轻,是其助手,来自于福建福州。由于北洋医学堂授课全部采用英文,因此两位医生都能熟练使用英语交谈,这对伍博士来讲是个非常好的消息,毕竟他的中文对付日常交流还可以,专业交流起来还不是很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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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姚医生的观察,本次流行的瘟疫毫无疑问是肺部瘟疫,由于当时正处于严冬,傅家甸室外非常寒冷,大部分人都呆在室内,很少外出活动。而傅家甸大部分房屋比较低矮,人口密度大,住的非常拥挤,再加上冬季很少开门窗通风,室内空气比较潮湿温暖。通常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旅馆出现一个鼠疫患者,和他同处一室的人很快会被感染。伍连德博士通过姚医生的叙述,基本同意姚医生的判断,但不能仅仅凭推理就让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必须要拿到非常可靠的证据。最可靠的证据就是直接解剖鼠疫死亡病例的尸体,直接拿到肺部感染的细菌学证据。但在当时的中国讲究死者为大,对死尸进行解剖是对死者的大不敬,如果被发现,被死者家属打死都有可能,去哪里找到一具可以解剖的尸体呢?


05

剖尸


机会很快来临,12月27日当局接到电话,在傅家甸有一位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客栈主,出现咳嗽、咯血等症状后,于前一天晚上死亡,死者并无其他家属。伍连德博士立即带领助手,携带必要器械和仪器的出诊箱,驱车前往女店主家。女店主的房屋是位于贫民区的一幢小房子,室内阴暗,榻榻米上污秽不堪,虽然环境不甚清洁,但室内有清水,勉强可以完成尸体解剖。由于需要保密,解剖必须尽快完成,切除胸软骨后,首先用粗大的无菌注射器插入右心房,抽出足够的血液进行细菌培养,并涂片在显微镜下观察。然后又切开肺脏和脾脏表面,用无菌接种环取样进行细菌培养及涂片观察,同时将肺、脾、肝各取2×2英寸组织块放进10%福尔马林中固定。取材结束后,迅速将脏器复位,缝合皮肤,清洁尸体,穿戴整齐,并用政府提供的棺材装殓,以备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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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临时实验室(从商会借来的房间)后,伍连德博士首先对涂片用吕氏染色剂进行了简单染色,然后用高倍显微镜进行观察。在血液、心、肺、肝和脾标本的涂片中均观测道理成群出现的、两端浓染、卵圆形的短小球杆菌,这是典型的鼠疫杆菌形态。3天以后,琼脂试管中也长出了针尖状半透明的菌落,挑去菌落涂片镜检,同样是典型的鼠疫杆菌形态。其中血液、心、肝和脾中只有鼠疫一种细菌生长,而肺部标本中除了鼠疫菌还有其他细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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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学证据证明姚医生的推断是正确的,这是一种以肺部感染为特征的新的鼠疫—肺鼠疫,同时患者的血液中也存在着鼠疫杆菌,还存在着败血症鼠疫。伍连德博士立刻将自己的发现通报了当地官方和北京朝廷,当地的地方官员和警长也被邀请来观看显微镜下的鼠疫菌,尽管他们什么也看不懂。地方官员也很高兴,毕竟任凭疫情发展下去,他们将乌纱帽不保,现在有医生声称发现了疫情的起因,对保住他们的官位是有好处的。虽然之前也有游方郎中声称可以治疗黑死病,但最后往往要么医生自己感染死亡,要么以医生逃跑收场,尽管对眼前这个中国话都说不利索的“假洋鬼子”充满了怀疑,但有希望总是好的,权且死马当活马医吧。


我们现在知道鼠疫有三种形式: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症鼠疫。但是在当时学术界对于后两种鼠疫根本不了解,也不承认,主流的学术观点认为鼠疫只能从老鼠身上,通过鼠蚤叮咬人类而传染给人类,在人与人之间不能传播。因此对于鼠疫防治,主要是灭鼠,对于病人和疑似病例无需隔离。而如果是肺鼠疫的话,不仅需要对病人和疑似病例进行隔离,密切接触者也需要隔离,医务人员和接触病人的其他人员也需要做好呼吸道的防护。所以当伍连德博士拿到最直接的细菌学证据后,并不是“证据在手,天下我有”,还需要说服政府和他的同行们相信他的理论,政府阻力不大,最大的阻碍反而来自于同行。


06

梅尼之死


伍连德博士立即按肺鼠疫向北京提出了他的防疫计划(详细的防疫措施下文中有详述),但是当时的东北并不由清廷完全控制,日、俄、英、美、法均有各自的势力范围,以日俄为主,如果想取得东北防疫的胜利,必须争取到这些国家的支持,采取一体措施才能控制疫情。


伍博士首先拜访的是俄国铁路管理局的霍尔瓦将军,同时参加会见的还有铁路处医务主管、铁路河北福彩的高级医官等医务人员,伍博士向俄国人通报了自己的发现,俄国人非常感兴趣,医务处主管甚至还要求观看伍博士的细菌标本和培养物。事后证明这次拜访极其明智,俄国铁路管理局在后期的防疫工作中与伍博士的合作非常愉快,还无偿提供了120节火车车厢用于隔离疑似人群,对伍博士的防疫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伍连德博士随后逐一对俄国、日本、英国、美国和法国领事进行了拜访,但是仅在美国领事格林先生处受到了友好接待,并承诺协助和合作。格林先生后来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名下的中华医学基金会的驻华代表,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协和河北福彩的建设中与伍连德博士还有亲密合作,当然这是后话。其他领事对伍连德博士既不信任,也不友好,他们不相信一个中国人,准确来说是一个华人能够扑灭这场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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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博士还拜访了俄国人的传染病河北福彩,该河北福彩由小哈夫金博士负责,其叔叔就是发明了鼠疫疫苗的哈夫金博士,曾在印度处理腺鼠疫疫情,是研究鼠疫的著名学者。小哈夫金博士对其叔叔研制的疫苗极其有信心,并不相信伍博士肺鼠疫的论断,认为医务人员无需做特殊防护,但他的信心很快就会被摧毁,他的河北福彩中很多同事感染鼠疫并死亡,其中就包括法国医师梅尼。


法国医师梅尼并不是小哈夫金河北福彩的工作人员,他当时是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也就是当时中国最高医学学府的首席教授,曾经在唐山主持扑灭过小规模腺鼠疫疫情。由于疫情严重,伍连德博士曾向北京要求多派些医务人员来支援,梅尼教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月2日来到了哈尔滨。听说梅尼教授来到了哈尔滨,伍连德博士立即登门拜访,向其介绍了自己到哈尔滨后采取的措施,指出这次暴发的是有别于以往的肺鼠疫,应该隔离鼠疫患者,医务人员应该戴口罩,并给人群接种哈夫金疫苗和耶尔森血清。但梅尼教授对与伍连德的观点根本不感兴趣,根据他在唐山的经验,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灭鼠上。而且他也根本看不上这个小自己13岁的小个子中国人,粗暴并带有侮辱性地打断了伍连德博士的话。


伍连德博士对于梅尼的粗暴态度非常震惊,但是由于梅尼在当时中国医学界的显赫地位,如果不妥善处理这件事,他的防疫工作显然无法继续进行。回到旅馆后,伍博士起草了一份电报,将事情的全部经过报告给了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大人,并提出了辞呈。幸运的是,1月5日北京即回电,撤销了对梅尼医生的派出指令,让伍连德博士继续全权负责东北疫情。


接到撤销其工作任命的电报后,梅尼并没有立即回京,而是去了小哈夫金的河北福彩,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检查了四位鼠疫病人。1月8日也就是他访问河北福彩后的三天,梅尼开始出现轻微寒战、剧烈头痛和发烧,第二天出现咳嗽并伴有痰液。小哈夫金接到梅尼的电话后,立即将其收入自己的河北福彩,此时梅尼已经出现脉搏加快、咳嗽频繁,体温38.3摄氏度。细菌学检查证实梅尼感染了鼠疫,在随后的24小时中,连续两次为其注射抗鼠疫血清,剂量分别为230毫升和180毫升,但是收效不大。病人咳出的痰中出现更多血块,体温升高至39.4摄氏度,脉搏140次/分,呼吸40次/分。病人不久意识丧失,面部呈现典型的紫色,并于1月11日死亡。


梅尼死后,俄国防疫局卫生队立刻封锁了梅尼所住的旅馆,焚烧了病人的物品,对房间进行了彻底消毒。各国领事也将事情经过通报了本国政府,再加上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无论是官方还是普通民众终于意识到,这次的鼠疫是多么的凶险。如果连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都难逃鼠疫之魔掌,其他人更加难以幸免,唯一能做的就是听从负责防疫工作人员的指挥,可以说梅尼教授的死为伍连德博士的防疫工作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07

 防疫计划


支援的医务人员陆续到达,伍连德博士制定了严格的防疫计划,在傅家甸主要的防疫计划如下:


1、将傅家甸分为4区,各区居民佩戴政府分发的白、红、黄、蓝四色臂章,每个区的居民可以在自己区域自由行动,如需去其他区,需经特别许可。每一区由一个高级医官负责,配备2名助理医官、4名医学堂学生、58名卫生杂役和26名警察。每一区配备12辆大车和16副担架用于运送患者和尸体。医官带领助手对区域内房屋进行检查,发现病人即送入鼠疫河北福彩隔离治疗,家属及其他接触者送往隔离营或俄国铁路局提供的车厢中隔离,房屋进行彻底消毒,每天向主管医官呈交疫情报告。


2、征召600名警察,原来参与例行检查和疫情呈报的警察也返回工作岗位,工作交给受过专业训练的医务人员来完成,警察负责城内的日夜巡逻执勤,防止有人逃避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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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长春调来1600名步兵,驻扎于城外,分成小组日夜值班,防止陌生人由外部进入城内和城内的病人及接触者走出城外,步兵指挥官定期参加医务会议。


4、将租来的建筑分为办公区、消毒站、医务人员宿舍和接触者隔离营,下班后所有医务人员及杂役都要进入消毒室,用1:40的石碳酸喷洒衣服,然后进入更衣室,脱下工作服、帽子、口罩、手套、长筒靴和外衣,然后进入另一个房间脱下内衣,进入浴室用柔性抗菌剂擦拭涑口,用加入来苏或石碳酸的热水洗澡,清水浸泡擦干后,再穿上干净衣服。污染衣物用消毒液浸泡或福尔马林熏蒸。


5、推广伍氏口罩:三英尺长的外科手术用白纱布,两边各剪两刀,每边分为三条缚带,中间部分裹以消毒药棉,使用时,上边两条缚带绕过耳朵后面,系于脑后,中间的两条缚带绕过耳朵下面,系于脑后,下面的两条缚带向上绕,系于头顶。这种口罩价格及其低廉,但非常有用,在后来沈阳召开的万国鼠疫大会上,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成为了整个东北地区的标杆,随后哈尔滨的俄国人居住区以及奉天、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了自己的防疫体系。同时,由于东北当时有比较发达的铁路交通系统,人口流动量非常之大,再加上当时临近春节,许多劳工准备回乡过年,如果不加限制,疫情很可能通过流动人口带入关内。伍连德和东三省总督锡良建议清廷断绝交通,在铁道沿途设立河北福彩和检疫所,由哈尔滨去长春、以及由长春去奉天的居民,必须经过检疫隔离七天后才能放行。


经过交涉,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于1月14日停驶,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停止卖二、三等车票,头等车也采取严格检疫措施。1月13日清政府在山海关设立检疫所,凡是经山海关南下的旅客必须隔离观察5天,没有症状才可放行。而且措施执行的非常严格、彻底,以至于回京的钦差大臣、太子太傅郑孝胥也在山海关被隔离了5天才得以返京。


08

焚尸


防疫计划施行以后,鼠疫死亡人数并没有立即下降,反而继续上升,从最初的每天40人增加到60人,稳定一两天后,很快超过了每天百人,最多的一天有183人死亡。收治鼠疫患者的河北福彩病人很快超过1000人,俄国铁路局借出120节货车车厢用于隔离密切接触者,刚开始接触者不过百人,但很快也超过1000人。


面对不断增加的病人及密切接触者,医务工作者的负担越来越重,而且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也在冲击着他们的信心,开始有人质疑防疫计划是否有用?伍连德博士也在思考,防疫计划是否有什么疏漏,这时候他想起了一个他曾经担心的问题:鼠疫死亡患者的尸体处理问题。虽然当时政府负责为死者提供棺木并报销丧葬费用,但这些尸体如果不妥善处理,将是防疫工作的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首先,这些尸体本身就是传染源,严重威胁着处理尸体劳工的安全;其次,随着天气变暖大量老鼠会出现,如果这些老鼠啃咬了这些尸体,老鼠会携带鼠疫,会有传染给人类的危险。


伍连德博士决定亲自去墓地看一看,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墓地看到的凄惨景象让其震惊不已。死尸均由政府组织人收殓于棺木中,运往城北的公共墓地安葬。但由于死亡人数激增,棺木不够用,很多人并无棺木收殓,而且由于当时正值隆冬,室外温度极低,冻土深达两米,挖掘墓穴极为困难,根本找不到足够的挖掘工人。于是棺材和裸露的尸体都暴露在白雪覆盖的地面上,数量有2000多具,绵延长达1英里。很多棺木棺盖虚掩甚至敞开,棺木内的恐怖内容一览无余,不是可见伸出棺木外的黑色胳膊或腿,没有棺木的尸体更加恐怖,或呈坐姿或缩为一团,再加上紫黑色的面容,其状之阴森令人毛骨悚然,其状之凄惨犹如人间地狱。


现在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一把火焚之,但中国人讲究死者为大,入土为安,守护先人的坟墓,拜祭先人被视为孝道,只有罪大恶极之人或者不共戴天的仇人,才会被挫骨扬灰。现在伍连德博士要烧掉他们亲人的尸体,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但是再难也要做,否则整个防疫计划将功亏一篑。


为了避免民众的抗拒,首先必须得到北京的上谕,同时还要当地官员及士绅的支持。伍博士首先邀请当地官员、士绅及商会领袖身临其境看一看成堆的尸体及棺木,亲眼看到现场的惨状后,大家一致同意伍博士的意见,并联名上书吉林巡抚,请求批准火化尸体。同时,伍博士还奏请朝廷准许火化这些尸体,在电报中他列举了多个火化的理由,如招不到足够的劳工掩埋尸体、野鼠噬咬尸体会造成鼠疫传播、未掩埋尸体的惨状会严重影响医务人员及民众的抗疫信心等。


经过忐忑不安的三天等候,终于收到了外务部发来的电报,通知伍博士其奏请已获恩准,可依计行事。伍连德博士一刻也没有耽误,第二天即1月31日即开始火化尸体的工作。为了迅速完成这项工作,他们雇佣了200名工人,将尸体按100具为一堆叠放,总共22堆,尸体堆上浇上煤油,现场同时配备灭火装置以防火势蔓延不受控制。下午2时,一声令下,由近及远,尸体堆被点火焚烧,焚烧工作持续了2天,骨灰被集中掩埋,同时在焚烧松软的土地上挖了几个大坑,用于此后尸体的焚化。俄国防疫局也派人前来观摩尸体火化,回去后也开始按照这种方法处理辖区内的鼠疫尸体,2月份焚烧了1416具尸体,其中1002具尸体是从已经掩埋的坟墓中挖掘出来的。


1月31日正好是农历的春节,政府在火化尸体的同时,鼓励民间大肆燃放鞭炮,中国传统认为鞭炮是驱邪用的,而且鞭炮中含有大量硫磺,也可以起到消毒空气的作用。不可思议的是死亡人数从1月31日开始逐渐下降,在整个2月间持续减少,并且没有反复。3月1日,傅家甸最后一个鼠疫病例出现,此后数日再无新增病例及死亡病例,防疫委员会宣布解除对傅家甸的隔离。此后,伍连德博士又转战长春、奉天等地,经过努力,4月底,东北三省鼠疫被全部消灭。从12月24日到达哈尔滨,到4月底鼠疫被全部肃清,用时仅仅四个月。


09

为什么傅家甸成为了重灾区?


从1910年9月份开始,到1911年4月底疫情扑灭为止,在7个月的时间中,肺鼠疫以西伯利亚边境的满洲里为起点,沿铁路、陆路和海路蔓延至最南部的济南,造成的有记录的死亡人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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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加上漏报的死亡人数,总死亡人数在60000人左右,其中吉林省疫情最严重,死亡人数达到了27476人,占有记录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吉林省的哈尔滨市,当时有70000居民,死亡人数达到了7000人左右,死亡率接近十分之一。而傅家甸作为一个人口只有24000人的小城市,死亡人口占哈尔滨总死亡人口的七分之六,到达了惊人的6000人,占吉林省死亡人数的将近四分之一,整个疫情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一,是这次疫情中名副其实的重灾区。


那么为什么傅家甸的疫情如此之重呢?


伍连德博士在随后在奉天召开的万国鼠疫大会上给出了两个理由:首先是恶劣的气候,当时室外温度达到零下30摄氏度,如此严寒的天气阻止了人们外出活动的步伐,门窗紧闭,室内空气无法有效流通;其次是傅家甸本身的地理条件,傅家甸的房屋全部拥挤地建在一个低洼的沼泽平地上,街道狭窄,房屋多是低矮、黑暗、肮脏拥挤的小房子,而傅家甸的居民大多数是劳工,是靠体力劳动糊口而浪迹四方的人,人口密度大,人口流动性大。这些都是造成了傅家甸疫情严重、死亡人数众多的原因。


当1911年4月万国鼠疫大会的参会者来到傅家甸参观时,当地的官员与民众已经从这次疫情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一个全新的傅家甸蓝图正在绘制之中,新城将建立在地势较高的高港之上,而新城与地势低洼平摊的老城之间的大片土地上,将出现宽阔的街道,高大的砖瓦结构房屋,现代化的诊所、河北福彩和隔离站。而这一切也收到了回报,在1920年-1921年东三省第二次暴发鼠疫时,5个月中,傅家甸因鼠疫死亡人数为1071人,仅占哈尔滨总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


10

后记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但当我们翻看当年的文字记录的时候,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的那种惊心动魄。当这次北京出现两例输入性的肺鼠疫病人的时候,很多非医学专业的朋友都很害怕,担心瘟疫的流行。100年前在没有抗生素没有专业队伍的情况下,伍连德博士都能战胜那场可怕的瘟疫,10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先进的防疫体系,专业的防疫队伍,有效的抗生素,现代化的医疗水平以及敬业的医务人员,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参考文献

1、伍连德. 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

2、李菁. 走出历史的烟尘[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图片来源:科学网、百度百科等

编辑:小冉  审校:Rose